各領風騷數百年的臺灣名門望族──新竹地方家族史

霧峰林家、鹿港辜家、基隆顏家，如果你平時對於臺灣歷史或當代新聞有所關注，一定會注意到人們常將城市與特定的家族或人名連結；遊覽各地老街時，也必定曾走進某個顯赫一時的人物故居。

家族史就是地方史，回首過往地方發展的軌跡，家族勢力的運作確實是其中無法忽視的關鍵力量之一，了解家族史就等於揭開了一層在地史研究的面紗。從清領時期的農業社會，到近代工商業社會，一個個家族在政權交替與產業變遷中興起又沒落。讓我們一起來看看曾經在竹塹地區呼風喚雨的這些家族與名流，他們的風城大宅門故事吧！
   

開啟新竹漢人拓墾史：王世傑與新竹王家

曾到幾座新竹重要廟宇參拜的人，是否有發現一旁擺放著「王世傑長生祿位」── 而「王世傑」是何許人也呢？

竹塹地區過去是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生活區域，直到王世傑（1661-1721）與族人來臺開墾後，漸次遷徙到舊社、新社等地。王家在清領時期躍上竹塹舞臺，成為初掌握竹塹大範圍土地，並漸進轉化為私有資本的漢人家族。

在明鄭時期即來臺經商的王世傑，在明鄭政府防禦施琅攻臺時，因監督糧食搬運有功而獲准許開墾竹塹埔。傳說，當時王世傑駕著一匹馬，從鳳山崎（今竹北鳳岡）一路騎行到老衢崎（今苗栗崎頂），而擁有了途經範圍的拓墾權。然而，礙於戰亂與龐大的開墾經費，直到康熙50 年（1711 年）前後，王世傑才率領福建泉州同安縣的鄉親一同渡海，從城隍廟附近的暗街仔（今東前街36 巷）開始拓墾。

除了騎馬畫地成為大地主，創建埤圳灌溉田園並修建廟宇安定人心，更奠定了王世傑在新竹拓墾的重要地位。（閱讀更多：竹塹墾首 變神明的金門人—王世傑）

1697 年，郁永河在《裨海記遊》以「林莽荒穢，不見一人」這般描述此時的新竹，但在不到30 年後，從頭前溪南岸的樹林頭，以南至靠近香山的南勢地區，逾千甲的土地均為王世傑一族墾闢為田園。

修築水圳後，更可灌溉近半數的土地，因此隆恩圳最早得名為「四百甲圳」，意思是這條水圳能灌溉四百甲土地。此外，由於早期渡海來臺的移民常將身心安定寄託於神靈祭祀，王世傑更捐獻了土地與資金， 修建東瀛福地、新竹城隍廟、竹蓮寺等新竹著名的廟宇，在物質與心靈上，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礎與產生深遠影響。

 

新竹兩大家：外公館「鄭家」與內公館「林家」

在清領時期，社會上的領導階層常是具有一定經濟資本的在地商人，除了買賣與投資土地，也會透過科舉功名與公共參與，以累積政治影響力、建立社會網絡，並回過頭來鞏固地方經濟支配權，將經濟資本轉換為社會與政治資本。王家單靠土地收租累積了不少的財富，但在乾隆初年因為爭訟問題逐漸沒落。

清領中晚期的大家族，則更替為經歷數代遷徙後落腳於竹塹的鄭氏與林氏兩大仕紳家族，分別以鄭用錫（1788-1858）與林占梅（1821-1868）為代表。

鄭用錫是著名的「開臺進士」，因科舉得意光耀門楣，在械鬥頻繁威脅竹塹安危的時候，聯合其他仕紳奏請建造竹塹第一座以磚建造的淡水廳城（如今只有東門城被保留下來），並出任築城總監，與堂弟鄭用鑑長期擔任明志書院山長，哥哥鄭用鍾的「鄭恆利」商號，更是鄭家強大的資本基柱。（閱讀更多：探索開臺進士的家 竹塹北門鄭家建築群）
 
林占梅的家族則因祖父林紹賢創辦的「恆茂號」，經辦全臺鹽務成為竹塹巨富，雖然沒有科舉功名，但積極捐款、組織團練，協助平定戴潮春之亂，以及在潛園廣邀文人雅士吟詠為樂，帶動了新竹的文教風氣，使林占梅成為竹塹地區重要的仕紳代表。
 
兩人簡短的生平概述，便充分展現了清領時期的家族如何透過經商、科考、捐納軍功、參與地方事務等方式，成為地方領袖。此外，雖然傳言林鄭兩家常暗自較勁，先後築建內公館潛園和外公館北郭園分庭抗禮，但家族間的聯姻也是利益連結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如鄭用錫次子鄭如梁與林占梅的胞妹便互結連理，因此鄭用錫在血緣上是林占梅的姻親叔伯輩，並曾在林占梅困頓時予以勉勵。

除了林、鄭兩家，原先在鄭家當傭工，而後自創「陵茂號」商號致富的李錫金家，以及兼營郊商貿易與拓墾事業的吳振利家，也同為清領時期竹塹地方上具有影響力的望族。當時的大家族多世居在北門大街上，這條路也是商家群聚的街道，因此新竹北門大街可說是清領時期最熱鬧繁華的區域。（閱讀更多：城隍廟旁，曾是新竹最熱鬧的大街，用味蕾探訪北門街）
 

政治遊戲規則轉變！殖民政權下在地家族的轉型

到了日治時期，舊有封建制度下的科考晉升不再適用，傳統的權力結構與政治遊戲規則也隨之改變。在新政府的統治下，經濟權力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仕紳們祈求身家安全以及既有地位與利益的保障；另一方面，初來乍到的殖民政權，也需仰賴仕紳在地方上的社會網絡與影響力，延續他們在官民間的中介角色以攏絡民心。

因此，當時的社會菁英與日本殖民政府，發展出雙向的互利共生體系：執政當局除了鄉紳給予食鹽、彩票等專賣特權，也授予他們區長、保正等基層公職，讓地方仕紳可以透過基層公職協助推動地方建設，發揮影響力募集公債、捐款勞軍，並帶頭倡導當局的新事務政策。日治時期竹塹的地方仕紳，可說是「一方面支撐著國家，一方面又為國家所控制」。（閱讀更多：站在時代最前緣：日治時期仕紳們的那些摩登娛樂）

日治的新竹望族，有延續清領時期家族能量的北門鄭家、李錫金家族的李雪樵、李文樵、李逸樵三兄弟與他們的子執輩，以及新興的古賢林高庇林家、蘆竹湳庄（今苗栗）蘇賢合蘇家等。

鄭家在日治時期的家族領袖，是鄭用錫的姪子鄭如蘭，及鄭如蘭的兩個兒子鄭拱辰與鄭神寶。其中，又以鄭拱辰最為活躍，除了是新竹最早擔任新竹廳參事的漢人、組織發起臺灣起源最早的農會組織「新竹農會」，還和眾仕紳集資籌辦東門市場。他與黃鼎三、陳信齋等人，在當時政經領域扮演核心角色，積極參與殖產興業 [1] 如新竹製糖會社、製腦會社、東洋拓殖株式會社等的投資，可說是新式產業轉型的先鋒。
  另外，有些家族雖然資本與聲望不如大家族，但在日治時期新竹的產業與歷史發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影響至今。

舉例來說，南勢郭家便是新竹米粉產業的先驅，他們引以維生的米粉製造，後來被發揚光大成為新竹代表特產；長期擔任新竹第一保正的蘇鴻元，以及他以下四代 24 名醫生子孫的醫生家族，更顯現了日本殖民政策下，臺灣人多選擇擔任醫師與教師，使這兩個職業因此成為社會菁英代名詞的時代背景。

總體而言，不論是在哪個政權的統治之下，大家族都有其相似與相異之處。

政治方面，清領時期多為地方上的官員與菁英共治，仰賴仕紳的資財與聲望解決地方問題，而日本殖民政府來臺後，藉由警察與保甲制度加強由上而下的控制，雖同樣授予傳統士紳公職，但其代表地方社會的色彩已然減退，性質偏向官派屬員。

經濟方面，清領大家族多由郊商貿易與土地墾拓起家，並透過科舉制度成為鄉紳，保護家產，但到了日治時期，家族領袖需藉由政治上的利益交換，向政府獲取重要經濟資源的專賣權，而傳統家族的土地資本，也在土地調查完成後轉換成現代金融體系的「信用」，活化為流動資本，在殖產興業政策下成為投資新式產業的現代商業資本，進行家族轉型與新型態的資本累積。
 

戰後「雙派系主義」下，相互制衡的東西許派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大刀闊斧地實施土地改革與地方選舉兩大政策，改變傳統地方政治以仕紳和地主為主體的權力結構，透過地方自治收編臺籍菁英與地方勢力，不僅以選舉作為民主政權的象徵，更藉此吸納與動員本土力量，鞏固並維持其統治的正當性，逐漸形成至今仍深植於臺灣在地政治網絡的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的組成不完全延續過往日治大家族的勢力，但本身仍以地緣、血緣或社會關係為結盟基礎，與當時政權形成「恩庇侍從」[2] 關係，長期享有地方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獨佔特權，然而，對於這些地方勢力，執政者實際上是採取既合作又提防的兩面態度。

一方面倚靠他們在選舉中發揮政治動員力量，另一方面卻又忌憚他們在逐漸壯大後反撲，因此後來採取「雙派系主義」，在各縣市扶植兩個以上的派系相互制衡，以達到「以臺制臺」的牽制效果。

在新竹縣市，這兩大派系便是同樣握有公車營運路權許可的「東許派」和「西許派」。以東門許振乾為首的「東許派」，擁有新竹客運公司，行駛路線橫跨桃竹苗三縣，深入各鄉鎮基層角落與民眾密切接觸；以西門許金德為首的「西許派」，底下則有新竹貨運、新竹合會、南港輪胎、士林電機等事業，員工眾多，聲勢浩大。

雖然地方派系形成初期家族色彩強烈，但隨著派系組成以利益和人際網絡為基礎逐漸向外擴展，血緣便不再扮演關鍵要素。隨著新竹縣市於 1982 年分治，東許、西許派影響力逐漸式微，影響在地政治、社會網絡的，則轉變為以族群為分隔的閩南派、客家派與外省派。

整體來說，戰後社會逐漸由傳統威權統治的農業社會，轉型為民主的現代工商業社會，家族與在地發展的關係，不再由緊密複雜的政經利益交換網絡相連結。另外，隨著教育資源普及與家庭、人口結構轉變，人才培育成為國家的義務，個人成就也不再重度仰賴家族社經地位。

放眼如今臺灣上層階級的權力遊戲，與其說家族的影響已然式微，我們或許可以說，大家族在產業變遷下脫離了地域束縛，以企業集團的型態吸納全臺甚至跨國的金融貿易資源，建立起全新的政商合作關係與商業遊戲規則，在現代社會繼續進行無止境的資本積累遊戲。
 

從新竹在地歷史看竹塹家族興衰

綜觀新竹從清領到現代的社會變遷，家族始終在人才培育、經濟發展、地方政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族史提供了我們一個微觀的視角，從最基礎的社會組成單位切入，以多個人物的「點」，家族與家族間的「線」，連結、描繪出鉅觀社會發展脈絡的「面」。

因此，了解在地的家族史，等於建構出更加完整的歷史生活樣貌，從家族與政權間的利益交換與衝突角力，看見家族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限制，以及善用各種條件運籌帷幄、開創屬於自己時代的能動性。


 

＜註解＞

[1] 殖產興業是日本政府推動國家近代化的三大政策之一，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與設備，運用國家政權與資金，以國營軍工企業為主導，加速資本累積以扶植國內私人企業的成長。

[2] 以「恩庇─依隨二元聯盟關係」來完成對政治社會體系的動員與控制。在地方派系的權力結構中，作為「依隨者」的地方派系透過對「恩庇者」國民黨政權的效忠與服從，來換取經濟特權與地方勢力的培植。

 

參考資料

陳運棟（1997）：卷七〈人物志〉。出自張永堂編，《新竹市志》，新竹市文化局，p.198。
薛建蓉（2005），《清代台灣本土士紳角色扮演及在地意識研究--以竹塹文人鄭用錫與林占梅為探討對象》。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學位論文。
陳百齡（2015）：《石碑背後的家族史--新竹近代社會家族研究》，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陳百齡（2018）：〈探索日治時期新竹市的望族：一個以《新竹市志》人物志為基礎的初步分析〉。出自韋煙灶編，《從清代到當代：新竹300年文獻特輯》，新竹市文化局，p.305–337。
李維修（2015）：《從素封家到社會菁英─日治時期新竹地區士紳的社會變遷(1895~1937)》，新竹市：新竹市文化局。
葉甫和（1993），《新竹市地方派系與選舉之研究》。銘傳大學公共管理與社區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陳台峰（2004）。《地方派系與選舉關係之硏究》。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學程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