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工作的性別不平等圖像
「政府的長照服務雖然持續增加，但速度遠遠不及高齡人口增加的速度」婦女新知基金會秘書長覃玉蓉一針見血地指出臺灣長照政策面臨的挑戰，令人擔憂的還有隨照顧負擔增長，若無對症下藥的照顧政策，可能因此加劇的性別不平等現象。在臺灣的照顧圖像中，照顧小孩與長者的責任，不論是具專業資格的保母與居家照服員，還是照顧家中長者或孫子的家庭照顧者、移工，呈現長期由女性承擔的性別失衡結構，進而影響女性在經濟層面與社會地位上遭受不平等。
覃玉蓉表示，這樣的現象，不僅來自「女性比較擅長照顧」性別刻板印象的反映，更是社會結構不平等的結果。
他舉例，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 Joan Tronto 的著作《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分析，美國社會中，照顧者多為低薪、未能接受專業照顧訓練的少數族裔女性，其中有性別、族群、階級等結構因素的種種交織，不單純來自性別刻板印象。「它是一個高風險、專業要求度高、情緒勞動也很吃重的工作，但卻相對低薪」覃玉蓉說，點出照顧工作在當今社會的重重困境。面對臺灣社會不斷升高的照顧需求，以及暗藏諸多不平等現象的照顧現況。於是，以「照顧公共化」的實踐，像是由政府提供品質充分做為表率、近用性高的照顧服務，進而達成「照顧責任重分配」，是覃玉蓉和婦女新知基金會長年呼籲的訴求。
為什麼要推動照顧公共化？
「照顧不能只靠市場機制，」覃玉蓉提醒，「照顧是一種資訊相當不對等的經濟活動，消費者難以即時判斷品質，若沒有公共標準，很容易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在臺灣，推動照顧公共化的挑戰，一方面來自公共的長照服務規劃下，有限、不夠彈性的分級給付制度，難以回應多元的照顧需求，例如需24小時照顧的重度身心障礙者，給付額度遠遠不足以支撐照顧開銷；再來是就算使用居家照顧服務，仍有著服務不夠專業、安排的服務並非必要、居家服務員工作時申請服務者仍需在場等挑戰；最後則是政府的照顧服務介入原鄉地區，和部落既有的照顧文化扞格，產生不合用、文化敏感度不足等問題。
除了長照政策本身的缺漏，臺灣高工時的勞動文化下，以能否配合「加班」作為好勞工的標準，忽視照顧的重要性，加上在當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角色仍持續作用，也影響企業支持擔負照顧責任的勞工始終不夠有力。
覃玉蓉認為，「照顧公共化」不只是為了解決照顧困境，更是重新分配責任、消弭不平等的必要策略。當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托育與長照資源，照顧工作才能真正「從家庭中釋放出來」，進而有更多被公民社會討論與改善的可能。
公共照顧如何可能？從瑞典經驗反思臺灣選擇
照顧工作的不平等有解嗎？覃玉蓉以瑞典的住宿照顧機構為例。該機構會定期召開由照顧人員、住民與家屬組成的委員會，討論服務內容與改善方式。例如面對照顧員搬運住民時受傷的問題，機構原先以加裝移位機改善，收到住民「被吊起來沒尊嚴」的感受後，再次討論改良方案，最後決定每次移位皆由兩位照顧員負責，這樣的設計讓照顧成為不斷被討論與修正的公共事務。然而，這樣的服務背後，需要國家長期穩定的支持。覃玉蓉分享，他曾在研討會上詢問丹麥學者「居家照顧使用者要自費多少比例」，對方卻無法理解這個提問，因為在丹麥，這類服務由政府全額補助，「他們根本沒有『自付額1』這個概念。」
臺灣的實質稅率僅約 12%，遠低於北歐國家的 30%，也反映出臺灣社會對照顧公共性的期待仍有限。覃玉蓉強調，「我們要先有那個想像——照顧應該是每個人都能平等使用的社會基礎設施」，有力地指出若要改變照顧工作中不平等現象，進而實現「照顧公共化」的願景，需要每一個人的關心、投入和參與。
（註解1：現行長照2.0服務中，依失能等級給予不同級別的給付，並按申請民眾的經濟狀況，而有不同的部分負擔（自付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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