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岡人》社區報的刊頭,每一期都長得不太一樣。有些期數上,「石岡人」三個字被寫得工整端正;也有些期數上,刊頭字帶著生澀的手寫筆觸。因為它們背後的題字人,可能是忙碌的社區志工,也可能是土地公廟的廟公,或在客語說故事比賽得獎的孩子等。如今,刊物發行一百八十多期,便有一百八十多位居民寫下這三個字。是誰在書寫石岡?《石岡人》又寫了什麼人?
號召「大家來寫村史」讓地方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的遊戲規則,就是 Nobody 為主,Somebody 為輔。」《石岡人》創刊發行人盧思岳說,刊物的核心思想正是「不必總是讓有頭銜的人站在最前面」。《石岡人》最初叫《石岡人家園再造通訊》,是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為了將政府補助的消息完整告訴大家,並廣納公眾意見的平台,編輯團隊將發言權交給地方,連創刊發行人盧思岳自己也等到第 55 期才提筆題字。
如果把一份社區報,視為當代地方傳記的一部份,那麼那些不會被寫進大歷史的人,就能以自己的字跡,確認自己曾經活在這裡。這看似只是一份社區報的刊頭設計,背後所碰觸的,是臺灣社區營造走過三十年來,地方書寫反覆追問的一件事:誰來書寫地方?又是誰有權決定地方應該留下什麼樣的記憶?
1990 年代,地方工作者會以「大家來寫村史」的概念,號召地方耆老們一起完成口述歷史,內容包括了家族記憶、舊照片、老地名、產業與聚落故事等等,補充原本只有歷史學者或官方整理而成的縣市志。在這個階段,「大家來寫村史」改變了地方記憶的樣態,讓一般人也可以成為史料蒐集者;也讓一張放在抽屜裡多年的照片,成為理解地方的材料,將詮釋地方的權力,從少數專家手中,交還給生活於此的人。盧思岳年輕時深受這樣的思想薰陶。
九二一大地震所帶來的在地文字改變
文字一直是盧思岳介入世界的方法。他當過國文教師,也曾投入社會運動。1986 年鹿港反杜邦運動期間,他寫傳單、海報與新聞稿;後來進入報社,跑政治新聞,也寫社論。直到九二一地震後,他深入臺中石岡災區創辦社區報傳遞第一手資訊,這個抉擇讓他的文字工作有不同發展。
地震發生不久後,當時擔任無殼蝸牛聯盟執委的盧思岳帶領「無殼蝸牛聯盟九二一災區支援小組」成立「石岡人家園再造工作站」,並在同年 12 月發行社區報。他回憶,當時最迫切的,不是替地方寫出一篇漂亮文章,而是重建過程中居民如何參與,像是反饋政策是否合理、討論資源如何分配、居民對公共建設有什麼意見、又有哪些生活記憶可能消失。工作站成員們在討論時也思考到,那該怎麼讓這些家園與心理都在重建的居民們,為自己發聲呢?縝密思考後,他們開辦社區記者培力營,發給學員記者證,讓居民們成為地方的記者採訪社區大小事,最後一定要在文章上署名,讓大家知道這是「自己的刊物」。
盧思岳舉例,當一位媽媽看到自己寫的報導被印出來時,他會分享給家人朋友看,因為他知道「這份刊物和我有關」。在石岡,社區報寫作是一條讓居民走進公共事務的路。「參與產生認同」這是盧思岳反覆提起的一句話。
造工作站辦理青年返鄉重建培力營隊。
「大家來寫村史」大多回望地方的過去,到了社區報,內容擴展到關注地方的「現在」。除了廟宇、老屋與地方傳說,刊物也開始面對重建政策與地方發展。例如,《石岡人》曾針對改革賑災租金補貼及反對國道 4 號延伸東豐快速道路提出意見。前者因倡議而成功,但後者無法改變結果,但至少社區報都一一記錄下地方曾經的看法。
如果說,大家來寫村史試圖回答「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社區報就是進一步追問「現在地方發生了什麼?以及我們有沒有權力決定它的未來?」這樣的進展,也讓地方書寫從保存記憶,逐漸成為一種參與公共生活的方法。
從培力居民,到青年重新觀看自己的地方
二十年後,地方刊物又長出了不同的樣子。盧思岳觀察,現在由青年投入採訪寫作的地方刊物,常從編輯的角度出發,加入生活體驗、設計、影像與社會實踐,甚至融入社會設計等概念,希望地方發展出更多元的力量。
盧思岳認為,這反映了不同世代的思潮,以及他們在地方的位置。早年的社造工作經常問:「如何讓原本沒有機會說話的人開始說自己的故事?」而當代許多年輕書寫者的問題則可能是:「我明明在這裡長大,為什麼我無法再次回鄉創造自己的生活?」
所以,當代的青年們,為了理解自己所疏離的土地,他們會重新走進市場、河流、產業、老店與地方人物,並創造新的生活風格,以個人的生命經驗,重新理解地方,進而發展產業。
普查,卻擁有 178 座大大小小的伯公廟。
當自己所認同的「在地人」
當地方書寫進入不同世代,「誰來寫」也衍生出另一個問題:誰才算是地方的人?盧思岳提及自己出生於嘉義,年輕時在鹿港附近教書,並參與反杜邦運動。九二一大地震後進入石岡,多年後,他在石岡買房,也把妻小接來生活,一住便二十餘年,比留在故鄉嘉義的時間還長。「客家庄很難說我是本地人,但我已經是在地人。」他說。
在一個工作與生活不斷移動、交通也越發方便的年代,故鄉與他鄉、本地人與外地人的界線,已不像過去分明。地方認同未必只由出生地決定,也來自生活及工作的過程。這使盧思岳重新思考「返鄉究竟是什麼?」。他提及,偏鄉的工作與創業條件,未必能讓每個青年定居,與其要求所有人留下,不如建立更多「關係人口」。有人平日在都市工作,但他們假日可以返鄉;有人遠端接設計案,同時能協助家中果園發展加工品。他們不一定每天住在地方,卻持續與地方發生關係。
地方書寫,也可以是建立這種關係的方法。書寫者未必要先證明自己是血緣純正的「本地人」,但一定得回答:「我與這裡有什麼關係?我的書寫又會對地方產生什麼影響?」
數位時代的地方書寫發展
《石岡人》最初兩個月發行一期,後來改為季刊,如今網路傳播介面盛行,LINE 群組或社群平台也已取代社區報部分傳遞消息的功能,目前則為不定期出刊。盧思岳自稱「數位移民」。面對 AI,他同意善用這件工具,同時在意機器雖然能整理資料和生成文章,甚至模仿寫作風格,但它真的能讓人產生地方依戀或地方認同?這是社造走過三十年後,地方書寫面對的新問題。
從大家來寫村史、社區報,到今日各具風格的地方刊物,紙本的使用與傳播速度隨著時間改變,不變的是人們仍需要透過記錄,確認自己和土地的關係。就像《石岡人》那些不規整的刊頭題字,它們證明曾有人,低下頭,深深地思考過「石岡人」三個字應該怎麼寫。
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