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回到家，打開公寓的鐵門，玄關的鞋子堆得橫七豎八，樓梯間卡著一台沒人要的舊腳踏車，公共花臺的植栽枯了也沒人澆。多數人會把這些歸成「住戶素質」或「管理問題」，皺個眉就過去了。在投入社區營造將近三十年的向家弘眼中，這扇門後面，其實是臺灣民主最基層、也最常被忽略的現場。
「一群人住在一棟大樓，不管幾百戶到上千戶，這一群人的自治，就是管委會。」他說，管委會是社會民主裡「最廣泛、最基層的單位」，可是大多數人對它的理解，停在「物業管理」，以為它只負責收管理費、管電梯、發包清潔。
從街頭運動到打開門縫
向家弘具有社會學領域碩士學歷，同時也扎進泥土推動社區工作，在星火燎原辦公室裡，有一整面學理書籍，也有近半空間是工具間。
向家弘深受野百合世代影響。1990 年前後，他在臺北念中興法商，正逢解嚴不久、社會運動百花齊放的年代。他幾乎把時間都投在學生社團和跨校讀書會裡，讀臺灣史、讀馬克思，也走進一場又一場的街頭運動。畢業後，他做過記者、當過國會助理，在立法院近距離看政策怎麼被決定。
那幾年的街頭，也讓他慢慢看見社會運動的邊界。運動撞擊的是體制與法律，碰到的卻不是人的日常生活。他記得中研院學者蕭新煌追蹤過一群北上抗爭的農民，這群人和國家正面對抗，運動結束回到家鄉，那一年的選舉照樣是拿錢在投票。體制可以被衝撞，日常生活裡的人情、派系與金權，卻原封不動。
後來他常說：「在社運裡每個人都是『群眾』，沒有自己的名字；可是回到日常生活，每個人都是一個主體，要面對各自特殊的生存條件。」在他看來，當民主化已經改寫了大部分體制層次的不公義，公共參與必然要走的下一步，就是從衝撞體制接回柴米油鹽。社區營造對他而言，不是一份突然出現的工作，而是臺灣民主化的必然延伸。
於是，他在 2000 年成立星火燎原工作室，開始承接政府的社造輔導案。他很清楚自己要站的位置，不是進到某一個社區去當主角，而是當一個「陪伴與培力者」。將近三十年來，他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幫一個又一個普通人，找到走進公共事務的那道門。
由議題讓彼此成為整體
問題是，這道門在都市裡特別難開，都市人多半朝九晚五，外送、網購一應俱全，生活常常只是公司與住家的兩點一線，對「社區」幾乎沒有感覺。向家弘提到，假如用過去社區營造方式，幾乎都要從社區資源調查、畫社區地圖開始，但盤點出「這裡有間廟、那裡有所學校」，和上網搜尋的結果差不多，查完往往不知道能拿來做什麼。所以這幾年，他們改從議題切入，例如平權、跨世代、交通安全、環境，甚至流浪動物，社區不再只用行政疆域來界定。
從議題出發，你才知道該截取地方的哪些素材來觀看、運用與改造，而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而議題不會憑空冒出來，它來自日常的觀察。向家弘特別提醒，社區營造最常被誤解的地方，是把它看成「提案、執行、核銷、結案」；然而真正的重點，其實在計畫書之前，你怎麼在生活裡觀察、發現，再把這些感受慢慢長成一個行動方案。在凡事講求效率的都市裡，願意這樣慢下來觀察、和地方重新建立關係，本身就是對都市效率主義最實在的回應。
議題切入的另一個優勢，是把人和專業接在一起。舉例來說，一座上千個住戶來自四面八方的大型集合住宅，這群人共同關心的，可以是社區周邊的流浪動物；行動展開之後引起廣泛迴響，還連結上專業的動物保護組織。都市的人才密度高，不同專業的人會因為同一個議題聚成一個群體，彼此提供多元的意見和方法；議題也跨過行政區的界線，讓原本可能不相識但因為上班、就學跨區域移動的人們，因此有了參與的入口。這在以生產和血緣關係為主的鄉村，反而難得一見。
議題也讓抽象的「公民」變得具體可識，向家弘進一步舉例，桃園有一位從事親子教育的爸爸，接觸社造後，帶著里內的孩子重新認識自己居住的地方。那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都市化地區，談不上什麼特殊的人文地景；他帶孩子認識的，是斑馬線與行人安全、便利商店進門的招呼聲、上學前那間早餐店的老闆。同一批孩子持續參與兩三年後，還辦起小小公民記者的刊物，自己採訪、自己書寫。幾年下來，這些原本害羞、不敢表達的孩子，在學校裡會跟老師說「你這樣不公平」，心中開始有了一把判斷是非的尺。
也正是從議題的角度，責任的歸屬才看得清楚。向家弘提醒，任何一個議題都是結構性的、日積月累形成的，不會是某一個人造成，也不可能靠某一個人解決。所以他從不要求住在一個社區裡的人去扛起所有議題，更不期待誰成為「救世主」。在民主社會裡，公共議題是由全體公民共同承擔；行動者要做的，是想清楚自己和這張網絡的關係，並且把社造跟自己的興趣扣在一起，這條路才走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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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走得遠
個人的能量總會有一天被燒完，所以「組織」很重要，但組織不是憑空長出來的，先要有人願意站出來。這幾年都市社造一個重要的轉變，是補助開放到「個人」也能提案，原因在於，桃園這類城市變動大、外來人口多，許多年輕、中壯年的上班族和全職媽媽其實很有能力、也有能動性，只是過去社造要求「有組織才能提案」，把這些人擋在門外。開放個人提案，等於是在鼓勵一個個「領頭羊」先冒出頭來。
他提到，所謂「個人」，其實從來不是一個人，從一個人提案、行動， 身邊凝聚起夥伴，行動又會帶動更多住戶關心公共事務。他也曾看到社區管委會原本對社區營造沒有概念，經過幾位住戶以個人之力持續行動，慢慢影響其他人，最後竟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上，把「推動社區營造」寫進了組織章程。在案例中，改變不是由管委會由上而下發動，而是少數人先站出來倡議，就理想來說也是要由「積極的公民個體」組成「進步的社會群體」。
這正呼應向家弘對管委會的看法，集合住宅依法必須組成管委會，這是臺灣最基礎的社區營造單位；可是長期以來，我們對民主的體現只停在選舉，很少回到日常生活裡一起討論、一起決定公共事務，管委會本來可以是這種日常民主的起點。都市看似人際疏離，但人終究是喜歡連結的；當有人願意帶孩子去認識更多孩子、走進附近的公園玩耍，大家會開始對周遭有更多認識，也建立起情感，慢慢能討論公共事務，而且採取行動。要讓這些零散的行動者不被燒盡，需要一個在地夠久的中介組織，把彼此接成一張互相打氣的網，手牽手一起走得更久、走得更遠。
也因為如此，他看「成果」的方式和一般行政邏輯不同。成果不在於一次解決問題，或衝出漂亮的參與數字。曾有社區自己寫下「辦一場活動兩百人」的目標，他反而請對方再想想：「你三場活動只有五十人，但這五十個人你清清楚楚知道他們是誰，遠比兩百個散場就走、三天後就忘記的陌生人更有意義。」社區營造講了三十年，講的始終是「造人」，對象是人，不是場次。
當一個疊磚者
訪談尾聲，他想起大學時教臺灣史的老師楊碧川對他說的一句話：「別老想著天翻地覆的革命，你就當一個疊磚者。」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塊一塊累積，把好的信念傳給下一代。
這大概也是他對社造最樸素的期待，社區營造的根本，是對生活有感覺。都市變化節奏快、資源與人才都多，住在裡面的人本來就習慣於改變，也更有能力去想像一個更好的公民社會。改變不會一夕發生，但只要一棟樓裡，有一個人願意打開那扇門、走出來，事情就會開始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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